不是我，是风！

我的连州之行是偶然而成的，就象是一次不经意的回眸。回到广州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深深的连州情结。

写完上面如流水帐般的游记之后，今天又翻阅查找关于连州的资料，发现如果真正要破解我的连州情结，就不能单纯的以连州的视角来看连州，而应该把连州放入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年轮和地理版图内进行梳理，才能看的清楚，想的明白。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原内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六国毕，四海依”的帝国之后，开始发动对岭南地区（南蛮）百越民族（包括越南北部）的征服行动，在秦帝国早期，岭南地区就已经纳入到帝国的郡县制的范围之内。政治意义上的入侵必然带来文化和经济的入侵，岭南地区在地缘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开始形成。

由于帝国的制度是一种由北向南的强势压迫，岭南成了遭到贬黜的文人官员的发配之地，更是海关官员和钦差大臣掠夺财富和施展权威的地方。这些因素交互发生作用，使得岭南地区以地缘、血缘、宗族为中心的民间社会形态变的极为牢固，他们把百越民族汉化或驱逐到更荒蛮的地方，同时也逐渐吸收了越人亲海、善舟楫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南方的汉人要比北方的汉民族更具有面向海洋的开拓精神。

再从地理版图看，由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而成的珠江水系，近两千年以来，一直是沟通内陆和海洋的流通枢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岭南地区的广州一直占据着中华帝国最大、最繁荣的海洋商贸大港的地位。

隋朝开挖的京杭大运河，连通了黄河、淮河和长江，但是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的交流却受制于岭南山脉的阻隔，这种迫切交流的欲望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色彩与使命，于是人们在南岭最高峰（石坑崆，海拔1902米）的东西两侧，即韶州（韶关）与连州开通了三条青石官道，其中两条在连州（听“白丁”讲，连州是连通长江水系中的湘江与珠江水系中的北江最近的古城），分别向北通往中原和西北，向南则通过衔接北江的湟川水道与广州连接。由此形成了历史上由“岭南三州”（广州-连州-韶州）组成的金三角（又称“前珠三角”）。

相对于今天以珠江出海口为中心、开口向外的珠三角，“前珠三角”开口向内，其面向中原的辐射面显示了封建经济的内向性。即使在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近一百年，这种内向性依然以为二战和冷战等外来威胁而延续，又形成了连州独特的双重性：既地处交通不畅的山区，同时又把握南北交通的要隘，这使得深藏在大山之中的连州有条件在中原文明和岭南文明之间扮演“隐中心”的角色。

连州在近代历史上至少有两次重要的“隐中心”时期，一是二战时期广州沦陷之后，国民党“退居其次”地把连州作为临时省府；二是冷战时期，“三线城市”作为备战的城市向全国推广，连州作为广州市和广东省的“大后方”，成为大批三线军工厂的选址地（广州-连州之间的关系与南京-重庆、北京-延安相似，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备份”）。八十年代以后，这些工厂相继迁往沿海，连州则在珠三角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再次隐退，成为了与沿海现代化城市相对的一个更古老的镜像，压缩了包括封建主义村落、资本主义商埠、社会主义单位和工厂等多重历史，同时也正在以缓慢、却又不可逆转的方式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感染。

重叠与交错，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连州的宿命，站在未来的角度看，这是连州的机缘！